最近，隨著電影《超能查派》、《復聯(lián)2》隆重上映，對 “怎么讓AI理解人類的道德體系”、“AI造反了怎么辦”等問題的討論非常熱烈，“人工智能”似乎一夜之間就和普通人搭上了關系。想要造出一個能夠和人類智力水平相當?shù)腁I（比如查派），顯然并不容易；而如果真的造出來了，這些個AI會如何看待我們，則是個更加復雜的問題。

　　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：

　　社會生物的排外性

　　具有社會性的生物，在自然界并不罕見：螞蟻、蜜蜂、大猩猩等等，都能在不同程度上顯示出高度的分工合作，這和人類社會有些相似。實際上，這些生物的集體行為，強大得令人驚訝：工蜂可以甘心情愿地出外覓食來喂養(yǎng)蜂王和幼蟲，面對入侵者時不惜自殺性的攻擊（蜜蜂在蜇刺之后自己也會很快死去）；紅火蟻在溺水時會迅速而有序地簇擁成一個漂浮的球體，保證“球心”中部分的同類有機會生存下去。

　　然而，這些生物的“團結友愛”往往有決絕的界限：只對本群的同類有效。對于其他種類的生物、不屬于本群的同類生物，其手段的殘酷性同樣令人乍舌，比如成年的雄性黑猩猩如果遇到其他族群的幼年黑猩猩，通常都會毫不猶豫地將其殺死。

　　類似的現(xiàn)象，其實在人類的歷史上也很常見。

　　在氏族社會，部落沖突中的戰(zhàn)俘往往會被殺掉祭神，在一些地區(qū)甚至會被視為合法的食物做成燒烤；到了封建時代，諸侯國之間的戰(zhàn)爭，偶爾也會伴有對戰(zhàn)俘的大規(guī)模屠殺，比如戰(zhàn)神白起那令人遺憾的“坑埋趙卒”。即便到了工業(yè)社會，仍然有人將異族的性命視為草芥，美國先賢們對印第安土著的逼迫，二戰(zhàn)中對猶太人的大規(guī)模殘害，發(fā)生在中國南京的大屠殺，都是這種殘忍行為的突出表現(xiàn)。甚至到了后工業(yè)時代，在地球上的一些落后地區(qū)，還不時發(fā)生對異族的種族滅絕慘案。

　　這種種現(xiàn)象，背后的邏輯往往是8個字：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；因此，對于這些異類，就完全不必也不該采取和同類相同的道德標準，怎么狠就怎么來吧。

　　基因的“失敗”

　　或者我們的“成功”

　　上述現(xiàn)象，無論是黑猩猩還是人類，可能有一個共同的成因：基因。

　　在數(shù)萬年的進化過程中，如何將自己的基因延續(xù)下去，成為每一個物種面臨的最嚴峻考驗，也成為大多數(shù)生物建立行為模式的終極指南。為了讓基因延續(xù)下去，個體會努力爭取一切繁殖的機會，會不惜代價地保護自己的幼崽；更深一步，則會盡量讓擁有共同基因的其他個體獲得繁殖、生存的機會，蜜蜂和螞蟻的行為似乎可以歸于此類。

　　但是，在人類脫離自然、慢慢形成更高層次的社會文明之后，基因那說一不二的強權卻被悄悄地逐漸稀釋了：從有直接血緣關系的兄弟姊妹，擴展到擁有共同祖先的氏族；從以居住地為依據(jù)的諸侯國，擴展到以身份認同為主的民族國家，人類對于“我的同類”的認定范圍，不斷地擴大開來，善待自己的同類，甚至可以為了保護自己的同類而作出自我犧牲，而這顯然是不利于自己的基因延續(xù)的。

　　這種認同感擴大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種，但都和基因，或者說和血緣漸行漸遠；相反，人類的思想、感情、精神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則越來越大。有些人是出于宗教上的認知，基于對死后生活或者下一世生活的恐懼與期待；另一些人則完全出自于道德和信念的考量，為了保護同類而甘冒生命危險，也并不追求有形或無形的報償。戰(zhàn)場上的軍人、火災中的消防員、面對恐怖分子的警察，都是身邊常見的例子。

　　同時，這種高尚的品質，可以超越基因而傳播下去人類的語言和文字能力，讓思想的傳播不再依賴繁殖本身，以此克服 “無私的基因容易被演化淘汰了”的悖論。

　　無論是出于何種原因，借用道金斯在《自私的基因》一書中的話來說就是：“只有人類，才能夠反抗基因的暴政”。

　　“同志”和“敵人”：

　　現(xiàn)代場景下的收縮和擴張

　　進入現(xiàn)代后，對于“誰是同類”的問題，又有了一些新的波動：既有所擴大，也有所收縮。

　　擴大方面，是人類把對“同類”的情感延伸到非人類物種身上。很多人已經(jīng)能夠對動物福利有所重視，不僅是對那些看起來很可愛的寵物，也包括不那么符合人類審美情趣但更需要保護的野生動物；連一些行為有趣的機器人都能獲得人類的認可，包括那只飛到月球上的兔子。

　　這種擴大很有意思，因為這些被視為同類的生物，實質上對于人類的利益并無直接促進。

　　《圣經(jīng)》中有一個著名的典故：耶穌說，你們要愛你們的鄰居如同你們自己；一個律師就問說那誰是我的鄰居呢？耶穌就舉了“好撒瑪利亞人”的例子，并說能夠這樣幫助別人的人就是你的鄰居。不考慮宗教本身的教義，這里頭對于“鄰居”或者說“同類”的認定標準，還是帶有一定的功利主義色彩的。也就是說，無論是基因還是價值觀使得人類產(chǎn)生了舍己利他的行為，潛臺詞都是“這對人類整體利益而言是有益的”，但對于野生動物的保護則顯然不在于此。

　　也可以說，人類此刻的共情已經(jīng)超越物種間的界限，甚至超越了生物的本能。

　　而限縮方面，則主要體現(xiàn)在“敵人刑法”（Enemy Criminal Law）上。這個由德國法學家雅各布斯（Jakobs）提出的觀點，簡單而言就是對于“社會的敵人”要區(qū)別對待，不能給予他們和普通公民一樣的法律權利，比如說允許秘密監(jiān)聽、限制出入境、延長審判前的羈押期限、縮短上訴期限等等；而“社會的敵人”主要指那些危害國家安全、實施恐怖襲擊的特殊罪犯。

　　基于這種理論，美國在二戰(zhàn)期間制定了《敵國僑民法案》，將大量的日本裔美國人“集中居住”，在反恐戰(zhàn)爭開打之后設立了關塔那摩監(jiān)獄，將大批恐怖分子不定罪即羈押。很難說清這種做法是否正確，但它顯然是將一部分敵對分子從“同類”的概念中剔除出去了。

　　此外，“誰是同類”的問題還存在一些爭議區(qū)域。比如，克隆人算不算是人類呢？電影《銀翼殺手》中就表現(xiàn)過這種深深的糾結。而另一部經(jīng)典電影《E.T.》，拋出的問題則是：如果有外星生物，我們該把它們視為同類嗎？它們會對我們保持合理的尊重嗎？

　　人工智能

　　會變成“我們”嗎？

　　好了，繞了一大圈，該回到我們開頭提到的主題上了：如果一個人工智能，真的到了能夠獨立判斷、獨立學習的水平，它會把我們人類視為自己的同類嗎？

　　如果AI走了大多數(shù)人類的路子，把人類也納入了“同類”的范疇，那真應該慶幸，至少智能機器人在對待人類上不會肆無忌憚；而如果AI只把另一個AI視為同類，卻不承認人類的“同類”地位，問題可能就會非常麻煩了。正如我們煮開牛奶時不會考慮細菌的痛苦一樣，《黑客帝國》里“母體”把人類做成生物電池時，也沒有任何的負疚感。

　　至于如何促進AI產(chǎn)生對人類的認同感，有個例子或許可以借鑒：頻繁接觸、共同生活后，人類的移情作用往往會投射到寵物身上，甚至投射到掃地機器人和家用轎車上，產(chǎn)生了強烈的認同感和感情。

　　然而，事情究竟會朝著哪個方向發(fā)展，我們依然不得而知?；蛟S某一天，一臺真正意義的AI，會坐在門檻上望著夕陽，苦苦地思考著：“人類和另一個AI，誰才是我的鄰居？”